沪上学人 | 民国旧体诗歌呈现古今演变意义_焦点讯息

沪上学人 | 民国旧体诗歌呈现古今演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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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学人

民国旧体诗作为古典诗词与当代诗词的链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旧体诗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讨论。

原文：民国旧体诗歌呈现古今演变意义

作者 | 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讲师 王 春

图片 |网络

晚清以降的诗学之盛，已为学界共识。常有学者指出： “古典诗歌已在语言、想象力和创作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几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表现力，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已经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实，就像盐溶于水，已达到了最充分的饱和度。因此它已不再是一种待定的艺术，而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艺术，完成的艺术。”（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然而，一种文体的生命力其实并不会轻易衰歇，它总会以自身的方式寻找绵延的路径，如果我们聚焦民国时期的诗坛，就会发现，高度成熟的文学种类——旧体诗，在充分继承了某种意义上已然过分沉重的文化遗产之后，亦表现出了在此基础上的开拓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进一步探索着传统诗歌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出较为重要的古今演变意义。

民国旧体诗歌的价值

民国就历史来说较为短暂，有着从古老走向现代的过渡性质，在我们对近代以降的诗歌研究中，这一时段内的旧体诗其实被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一方面，我们追随陈衍、汪辟疆等前辈学人的研究思路，充分肯定晚清诗歌的历史价值与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我们又高度重视白话新诗的生成与发展，它们在文学史上的耀眼光芒似乎使民国旧诗显得有些黯淡。 实际上，民国旧体诗上承晚清余绪，而下影响当代，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从时间性上看，它属于“现代文学”研究范畴，从文体形式上看，学者又多将其纳入古代文学的讨论视域，因此，它自身兼具现代与传统的二重性，从而独具特色。诚然，在光、宣年间，陈三立、沈曾植、易顺鼎等人正值盛年，他们进取的心态与日薄西山的古老帝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张力刺激着他们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系列的华章，当时形成的诸如同光体派、唐宋兼采派等流派也确乎昌盛，而新文化运动后，新诗从筚路蓝缕地开创到实现星火燎原，在自身的文学史叙述中轻易取代了古典诗文的文坛主流地位，毋庸置疑，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应当思考的是，清末各种旧体诗派进入民国之后，并不是立刻消歇的，像陈三立、樊增祥、梁启超等人均逐渐步入晚年，诗艺愈加成熟的他们所代表的流派在诗学上发生耐人寻味的变化。 新诗运动声势浩大，借由对报刊传媒乃至学术话语的掌控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开创出新旧体诗双峰并峙的新局面，动摇了延续数千年的以古典诗文为中心的文学结构。面对这一强大的挑战，同样数量众多的旧体诗人又将如何回应？他们是固守传统以彰显古典价值，还是选择趋新以追求时代潮流，抑或在二者之间犹疑彷徨？这些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寇志明在讨论1871—1914年间的旧派诗人时指出： “他们以诗歌这一久负盛名的文学形式，探讨受到威胁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的这种关键问题。由于他们的作品原本是写给同时代精英读者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以20世纪的可读性（readability）标准，或者用外来标准，而应该以中国当时的诗词批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诗作。当我们将这些诗人置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学背景中时，他们便成为在传统的中国秩序与19世纪中后期强加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社会中间的罅隙中挣扎的一代的代言人。”（《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这一观察颇富洞见，他强调旧派诗人的创作应当放在古典价值体系中来观察，但在“罅隙”中的挣扎恐怕多少也会产生出某些新的特质，如果我们将视角延伸到1912—1949年间的话，这些已然身处20世纪的流派与诗人们所面临的境况其实更为复杂，远非包括晚清在内的帝制时代可比拟，除了当时传统文化的衰落外，新政体的确立与现代生活的新体验、新文学的挑战、内忧外患的加剧，都会引起他们心灵的悸动，迫使他们在各自的脉络中实践着对时代的回应。此外，在新文学勃兴的背景下，陈独秀、鲁迅、郁达夫等作家也未能忘怀旧诗创作，他们将新精神熔铸于旧形式之中，继续丰富着旧体诗的表达，也增强了当时诗坛的复杂性。 当然，上述的种种罅隙、矛盾与挣扎未必不是诗家之幸，樊增祥便意识到他们的诗歌创作较之古人仍有特殊的价值，其在1922年所撰的《天放楼诗续集书后》中说：“或又谓诗为古人说尽，不必复作，此又无知妄论也。时代递嬗，光景日新而日奇，诗境即因之而生。今吾所读之书，多古人所未读；所见之事，皆古人所未见，但有古人之才之笔，而以彼未读未见之书与事，一一撷其英而纪其实，吾未见今不逮于古所云也。”不难体会他的自信，实际上，民国旧体诗人的不少创作，其实都可以从古人“未读未见之书与事，一一撷其英而纪其实”的角度把握。

以更丰富的视角讨论民国旧体诗

顺着寇志明的思路，这一时期的诗歌评价标准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对于这些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诗人，还能仅仅以古典诗词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作品吗？他们的创作是否也要经受20世纪的可读性或外来标准的检验？过去，民国旧体诗往往被视为“学古而赝”的假古董，是“落后”“腐朽”的典型，然而，即使是最为复古的作品，也如柯庆明先生所强调的： “在文学历史的论述中，学者往往偏好发掘其中的新颖与变化的美感知觉，将之视为那个时代的成就与代表，而忽略了那些臻于圆融完美的重复‘仿古’之作，其实亦大有可观之处。”（吴盛青、高嘉谦《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个视域的形构》）何况，旧体诗也未必等同于“假古董”，只要我们不像早期新文学作家一样先天地否定传统诗歌的价值，上述的追问便能启发我们以更为丰富的视角来讨论民国的旧体诗， 如果说可读性与外来标准包括了对言文一致、书写自由、内涵深刻和表达现代精神等方面的追求，那么，我们以此回望当时的创作，恐怕也会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些追求俨然也内化到了旧体诗人的创作之中，刺激着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力求有所超越。亦即在从晚清到民国的文学转型中，不同的旧体诗人都实践着与时代间对话，努力探索着走向现代与融入世界的路径，这一点在梁启超、金天羽、汪荣宝、郁达夫等人笔下均不难发现，而大量优秀的作品除了具有并不低于新文学的艺术价值外，恰恰因为其文类的古老，为我们观察文学“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样本，吴盛青、高嘉谦便提示我们： “本土的抒情传统在新旧秩序的更替中面临冲击和变动。其间的成功转化，其间的偃蹇困顿，藏而不露的现代性线索，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文学演进的螺旋往复、错综矛盾的状态。”何况，文学的价值并不在于文体的新旧，而不那么唯新是好的旧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更加丰富了特定时期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与时代大潮之间的罅隙，也有着更为多元的解读空间，启发研究者在新旧文学融合交锋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评价体系。

近年来关于现当代旧体诗词入史的问题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各种冠以20世纪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民国文学研究等名称的课题或著作中，如果忽视了体量庞大的旧体诗词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全面、客观和正确呢？ 现代文学诞生以后，古典诗歌的生命并未宣告终结，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书写空间的拓展和书写方式的转型，它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即使进入当代，它依然保持着很大的创作规模，涌现出了聂绀弩、杨宪益、胡风、黄苗子、荒芜等一批名家，他们的诗歌与前人相较，亦不乏特色，而其文学演化的因缘与所接受的艺术滋养，也都不能不追溯到民国时期。从这一点看，民国旧体诗作为古典诗词与当代诗词的链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要想对近代诗家进行较为深入的把握，就不能忽视他们进入民国之后的写作；要想对民国文学有较为通盘的了解，就不能回避卷帙浩繁的旧体诗创作；要想对新文学作家有较为深刻的考察，就不能避免对他们旧体诗的解读。否则，文学史的写作便无法呈现当时的文坛生态，至于这些旧体诗本身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亦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讨论。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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