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好书｜《广东摄影史：1844-2020》

2023年8月23日，《广东摄影史：1844-2020》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该书是一部全面的广东摄影史，也是中国摄影的广东故事，凝聚了数代摄影人的心血。

从1839年摄影术诞生，到1844年随着贸易及战争传到了广东，再到北上（北京）和东向（上海）蔚然大观。摄影在广东，也在中国走过了近180年。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上编聚焦清末至新中国建立前的广东摄影；中编容纳了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下编则囊括了这四十余年来的广东摄影发展。全书共30多万字，242张图。记录了广东各个历史时期的摄影人物和历史事件、主要摄影社团的发展历程，并全面梳理摄影流派、摄影风格及摄影技术发展，详解里程碑事件及大师经典作品，呈现一场摄影文化盛宴。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上编：中国摄影开端于广东（1839-1949）

中国摄影“生于”广东，后来“北上”辐射至天津、上海、武汉、北京、贵阳等地开设照相馆，发展迅速。革命时期，广东籍“红色摄影”群体发挥重要影响力，创办《晋察冀画报》，开创画报源头。早期的广东摄影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上许多个“第一”——第一张照片、第一本摄影刊物《摄影杂志》、拍摄第一条铁路照等。

约翰·汤姆逊（英）《广州药房街》1868-1871

威廉·桑德斯（英）《生活在上海的广东女子像》约1865年，手工上色蛋白印相

赖阿芳《广州药房街》1880年

老焱若《一肩风雪》1928年

蔡俊三《春江水暖》1928年

郭锡麒影作

沙飞《保卫国土，保卫家乡》

何铁华《农家女》1935年

郑景康《妈妈！》1938年

吴群《胜利挺进》

石少华《民兵在敌人的必经之路埋地雷》1943年中编：裂变与重组 混沌到有序（1949-1979）1949年之后，广东本土摄影成为主流，本阶段30年的发展历程中，广东摄影群体、摄影资源、照相业、艺术观念、摄影载体等渐成体系，经过整合与改革，摄影事业的脉络逐渐清晰。新旧转换时期，广东本土摄影家记录了时代转换点，本阶段，广东摄影资源整合，三大报、图片社与摄影家协会组建成立，摄影艺术理论重构，创办省级摄影大展。成立于1958年6月的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是中国最早的省级摄协之一，至今共举办了28届全省摄影展览，奠定了广东作为摄影大省的地位。

林杨《冀中农民庆祝〈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

崔柏桦《越过封锁线》20世纪50年代

黄容光《黑水仙》1950年

薛子江《海湾之晨》1950年

蔡忠植《中朝兄弟战斗情谊》1954年

刘体志《渔娘》1955年

王志渊《古树与幼苗》1956年

谭侠华《晒葵》1958年

廖衍猷《土法上马》20世纪50年代末

李公剑《澳门内港》20世纪60年代

袁家骅《船头练武》1960年

梁伯权《你听到了吗？》1960年

梁羽泽《沙梨》1961年

朱涵《千排麇集》1961年

梁祖德《川流不息》1962年

钟文略《孖辫妹》1963年

廖衍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5年

陈复礼《搏斗》1967年

郑中健《深圳罗湖桥关》1968年

林维后《江门市机械厂青年读书小组》1976年

段秋生《时刻警惕》1976年

张健昌《追捕》1978年

林星《见证民生：广州从化民乐公社墟日》1978年

何煌友《蛇口开山炮》1979年

林孙杏《送蚕茧》1979年下编：守正与传承 多元与创新（1979-2020）该部分分为八个章节，分别是：（一）改革先行者的“叙事机遇”；（二）广东纪实摄影：全方位“突围”尝试与破局，一批摄影人成为中国著名摄影家；（三）广东沙龙摄影：艺术与休闲的“叠加态”；（四）广东当代摄影的“地域趣味”在摄影节中的崛起；（五）先行的广东商业摄影的多样面貌；（六）超级城市化进程中的深圳摄影；（七）广东摄影理论：从执行时代观念到多元理论谱系；（八）广东摄影教育网络的多层次发展。

曾越《新炊间黄粱》1981年

安哥《大龄婚礼》1983年

蔡俊荣《煤油灯下新一代》1983年

杨对荣《冬瓜比我高》1983年

钟国华《驻深武警边防七支队的官兵们在铺设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电缆》1984年

周顺斌《升》1984年

董方明《潮流》1984年

王红《突击队员实兵演练后的合影》1986年

黄旌整《迎》1986年

朱穗风《人》1987年

江式高《深圳蛇口女工》1989年

张新民《深圳8.10股潮 》1992年

叶健强《“奶爸”一族》1993年

曹红《渴望再就业》1995年

宋布军《广州岑村驾驶员培训中心》1997年

李伟坤《洪水中的安全岛》1998年

杨延康《修女看护截肢麻风病人游泳》1998年

许培武《珠江新城系列：新城临江边夕阳下的女孩》1999年

余海波《中国大芬油画村》2005年

曾忆城《镜花缘：呼吸》2005年

李政德《新国人》2014年

杨俊坡《深圳福田村》2015年

吴国勇《无处安放》广州天河，2018年作为本书的执行主编，杨莉莉与澎湃新闻记者分享了自己在编撰时的心路：在思路上，杨莉莉认为，广东摄影史“宏大视野和多元叙事”，不仅仅是摄影作品和摄影师的传记，也应当包含摄影技术、社会发展、文化观念和产业组织的变化……摄影史的宏阔应当像广角镜头一样，编撰摄影史就是对“这一广角镜头进行再裁剪”。举例来说，对一些西方摄影史过往老照片的解读，杨莉莉说自己一直抱着一定的怀疑态度。她认为，摄影史论者必须要理解摄影技术的进化路线，还原当时历史的技术语境，才能更好地理解老照片的真实存在。否则，它是一种“失去景深”的解读。“编写《广东摄影史1844-2020》的时候，我尽量全面体现这种‘多史的广角性’，而且在比重上，尽量做到结构上的均衡。”杨莉莉说。与此同时，杨莉莉称在编撰该书时弱化了“桑塔格之道”，她在一篇关于自己编辑思路的文章中写道：在摄影理论界，似乎有一个“桑塔格观看泥潭”（Susan Sontag"s trap），即桑塔格认为，第一，摄影不是客观的，而是摄影师“制造”出的客观，削弱了事件的意义；第二，观看照片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占有，就像浏览者拥有一种“并不在场的真实感”。杨莉莉选择强化“摄影史生态”，假设并强调了摄影的基本真实，并想通过此，为其他的历史研究提供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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