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大西洋月刊》：道德教育全面退潮，美国人变得越来越悲伤、暴躁

美国《大西洋月刊》8月14日文章，原题：美国如何变得暴躁？过去8年，我一直被两个问题困扰着。一是为什么美国人变得如此悲伤？抑郁症以及因吸毒、酗酒和自杀而导致的绝望死亡人数的上升，已经被广泛报道。其他统计数据同样令人不安，自称没有亲密朋友者的比例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4倍。年龄在25岁至54岁之间的美国人未婚或未与恋人同居的比例从1990年的29%上升到2019年的38%。40岁的美国人中有25%的人从未结婚，创历史新高。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报告“持续感到悲伤或绝望”的高中生比例从2009年的26%飙升至2021年的44%。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街道上，无家可归者和吸毒成瘾者随处可见。 （视觉中国）

定义时代的词充满威胁

(资料图)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变得如此暴躁？美国仇恨犯罪在2020年上升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谋杀率一直在飙升，枪支销售也是如此。社会信任度直线下降。2000年，2/3的美国家庭向慈善机构捐款，而2018年，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在这样做。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充满了威胁：阴谋、极化、大规模枪击、创伤、安全空间。

我们陷入了某种情感、关系和精神危机，这加剧了我们的政治功能失调和民主的普遍危机。我认为，关于美国人为何变得悲伤、异化和粗鲁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是：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人们不再通过训练掌握如何友善和体贴地对待他人，人们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自利。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一个由家庭、学校、宗教团体、社区组织和工作场所组成的机构网络有助于将人们塑造成善良、负责任的公民，为彼此挺身而出的人。而美国人如今生活在一个道德塑造低劣的社会。

建国后大约15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痴迷于道德教育。教育历史学家麦克莱伦表示，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刻意的道德教育全面退潮，因为教育工作者“更加关注学生的大学入学分数，中产阶级家长争相寻找能让孩子有最好机会进入精英阶层的学校”。

20世纪，与道德有关的词汇在美国书籍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与美德有关的一组词汇使用率也显著下降，其中包括勇敢（下降65%）、感恩（下降58%）和谦卑（下降55%）。几十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询问即将入学的大学生他们的人生目标。1967年，大约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发展“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哲学”；到2000年，只有42%这么说。经济富裕逐渐成了美国大学生首要的人生目标。2015年，82%的学生表示财富是其目标。

道德教育缺失

在一个缺乏道德教育的文化中，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一个道德模糊、自我参照的世界中长大。2008年，圣母大学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和研究人员发现，受访者并没有过多地考虑道德这个问题。一个年轻人告诉研究人员，“我从不需要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许多青少年表示，“我的老师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样的争议话题。”

史密斯在他的样本中观察到的道德本能契合了哲学家麦金泰尔提出的“情感主义”模式：让我感觉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的。一位受访者称，在任何情况下，“我可能会做让我快乐的事情。因为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我”.就像另一个人所言，“如果你在道德上觉得没问题，只要没被揭批，那么它就不是真的违背道德，不是吗？”史密斯强调，受访者并非坏人，但由于他们生活在“道德非常薄弱或参差不齐的世界”，他们从未被教导道德理念或学习道德技能。其结果将是一种苍白的道德相对主义和空洞的消费主义：你做你，我做我。

红与蓝的战争

政治似乎给人一种正义感：一个人的道德地位不是基于其行为，而是基于他在政治光谱中的位置。一个群体越是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就越被认为是有道德的一方，其成员就越能确信自己是无辜的。

政治也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感受使命感。你不必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也不必与弱势人群站在一起，才能成为道德的人。你只需要感受正确的情绪。你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参与公民生活，因为你对另一派别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让你知道你在关心这个国家。

政治压倒一切。教会、大学、体育、流行文化、医疗保健都被卷入了一连串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一场红与蓝的大战争。福音派曾经是一种信仰，但今天它主要是一种政治身份。大学人文系过去研究文学和历史，以探索人类的心灵和思想。现在，他们有时似乎完全专注于政治，以及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建立的压迫制度。而深夜喜剧节目已经变成了政治动员大会。

政治上的认同并不能给你归属感和人脉，尤其是在我们目前这个深陷结构失调的体系中。人们加入党派部落是为了寻找归属感，但他们最终会成为一群孤独的暴徒。如果你要求政治成为你生活意义的主要来源，那么你对政治的要求就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试图通过政治来逃避悲伤和孤独，只会让你陷入一个以恐惧和愤怒为标志的世界，成为一个为主宰而奋斗的虐待狂。政治认同并没有产生一个幸福的社会，调查发现，2022年有2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幸福水平最低，而1990年只有8%。（作者大卫·布鲁克斯，陈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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