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六稳” 保持经济长期向好

2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在京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多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就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预期等展开深入探讨。

稳就业：积极就业政策已进入3.0版

在谈及稳就业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积极就业政策已经进入3.0版。2007年以后，全球经济下行的同时几乎都出现了高失业率，唯独中国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说明中国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趋势性变化。蔡昉判断，我国自然失业率在5%左右。在这个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我们没有周期性失业，就无需加过大的强刺激。他建议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并通过改革、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这样，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强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稳就业要处理好几方面关系。一是与投资的关系。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第二，稳就业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第三，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可以适当缓调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第四，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稳金融：金融体系应有所转变

在稳金融方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金融体系也应有所转变。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很重要，但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第三，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稳投资：投资空间依然很大

在谈及稳投资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表示，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一是我国储蓄率进入下行通道，二是债务杠杆不断攀升，三是民间投资增长后劲不足，四是房地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王一鸣认为，稳投资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扩大投资不等于放水。还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要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此外，政府要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一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体制上也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是长期性的措施。还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支出、货币供应、利率、税率等。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但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变成“大水漫灌”。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看来，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这个概念，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汪同三认为，要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完整性。第一是需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汪同三表示，降税仍有比较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减税降费措施与世界经济趋势相吻合。减税的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解决财政收入的减少有两条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稳预期：中国经济有五个新的增长源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来源有五个：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前沿性创新和绿色发展。刘世锦认为，如果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一个高难度增长。要真正利用好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以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和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如何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其实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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